北洋时期的赌徒百态:女子多显贵,士人穷消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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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(三百六十九):宠利毋居人前,德业毋落人后;受享毋逾分外,修为毋减分中。

  清末民初,混沌乱世远谈不上拨云见日,三教九流,草莽兴于江湖,以至于妇女赌博有了自己的赌场、自己的圈子。早在光绪末叶,上海的妇女设立了所谓“女总会”的豪门深闺的赌博圈子,以及广州“女子地铺会”的女眷共同的圈子。在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有些农村,妇女也存在赌博现象,但她们的赌博往往在夜间进行,“列矩设席,非彻晓不止也。”民国以后,女子不必缩在家中,一些贵妇公开到赌场赌博,已经不足为奇。如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七小姐,天津富商官僚李律阁、卢篆等,其夫人就频繁出入于上海、天津的赌场。女子之赌徒,达官显贵云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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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北洋时期,天津破获的英租界仁基里四号与日租界耕余里大赌局,居然抓到了此时执掌中枢的最大军阀、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“如夫人”。这些显贵女子参加赌博,完全是为了消磨孤愁无聊的光阴,填补心灵的空虚,并不完全为输赢。她们的赌博方式也以室内的棋牌类博戏为主。当然,有时也有些女子通过打麻将等赌博,替他们在宦海浮沉的丈夫做些联络交际工作。然而赌博具有强烈的诱惑性,与一些文人士子富于想象、豪放不羁的性格很合拍,因此有些士子喜欢赌博,也就是很自然了。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梁启超,清朝倾覆后仍活跃在庙堂与江湖,他赌博很闻名,经常在方城之战中起草文章,可援笔立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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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,教授与学生同赌,士子夫妇同台的现象很普遍。如淞沪春申大学的校长,“经常在寝室里聚赌抽头”。还有一些民国作家、律师等,这些士子中光鲜的职业者,也参加赌博,甚至还引起了一些案件,如大律师徐士诰在上海石门二路中国赛马会办公楼中“聚众豪赌,被当时英租界的巡捕捉获”,出了不少洋相。 大学者胡适的赌博经历也很值得关注,对胡适而言,既可以排愁解忧,又可以消闲解闷。民国九年,黎明前的黑暗,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坚定鼎新,而相当一部分人却在消沉、颓废。胡适曾自述:“和我同住的人,有林君墨,但恕刚诸位先生,离我们不远,住着唐桂梁先生,是唐才常的儿子。这些人都是留学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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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,因为清朝末年的义举接连失败,“这些人都很不高兴,都很牢骚。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,我不久也学会了”。胡适及这班朋友,这一时期沉醉于麻将,在当时的士子中较为普遍。文人赌博,又有自己的特点。由于读书太多,不谙世事,更不熟悉赌博中的骗局,所以输者常有而赢者并不多,这是士子之通病。但是除了少数的文化贵族以外,文人士子之财力所得有限,显得寒酸,赌注一般不会下得太大,所以赌博更像是抒心中块垒的一种穷消遣。

  参考资料:《菜根谭》、《民国时期赌徒群体透视》、《北洋军阀史》

 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(三百六十九):宠利毋居人前,德业毋落人后;受享毋逾分外,修为毋减分中。

  清末民初,混沌乱世远谈不上拨云见日,三教九流,草莽兴于江湖,以至于妇女赌博有了自己的赌场、自己的圈子。早在光绪末叶,上海的妇女设立了所谓“女总会”的豪门深闺的赌博圈子,以及广州“女子地铺会”的女眷共同的圈子。在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有些农村,妇女也存在赌博现象,但她们的赌博往往在夜间进行,“列矩设席,非彻晓不止也。”民国以后,女子不必缩在家中,一些贵妇公开到赌场赌博,已经不足为奇。如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七小姐,天津富商官僚李律阁、卢篆等,其夫人就频繁出入于上海、天津的赌场。女子之赌徒,达官显贵云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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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北洋时期,天津破获的英租界仁基里四号与日租界耕余里大赌局,居然抓到了此时执掌中枢的最大军阀、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“如夫人”。这些显贵女子参加赌博,完全是为了消磨孤愁无聊的光阴,填补心灵的空虚,并不完全为输赢。她们的赌博方式也以室内的棋牌类博戏为主。当然,有时也有些女子通过打麻将等赌博,替他们在宦海浮沉的丈夫做些联络交际工作。然而赌博具有强烈的诱惑性,与一些文人士子富于想象、豪放不羁的性格很合拍,因此有些士子喜欢赌博,也就是很自然了。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梁启超,清朝倾覆后仍活跃在庙堂与江湖,他赌博很闻名,经常在方城之战中起草文章,可援笔立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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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,教授与学生同赌,士子夫妇同台的现象很普遍。如淞沪春申大学的校长,“经常在寝室里聚赌抽头”。还有一些民国作家、律师等,这些士子中光鲜的职业者,也参加赌博,甚至还引起了一些案件,如大律师徐士诰在上海石门二路中国赛马会办公楼中“聚众豪赌,被当时英租界的巡捕捉获”,出了不少洋相。 大学者胡适的赌博经历也很值得关注,对胡适而言,既可以排愁解忧,又可以消闲解闷。民国九年,黎明前的黑暗,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坚定鼎新,而相当一部分人却在消沉、颓废。胡适曾自述:“和我同住的人,有林君墨,但恕刚诸位先生,离我们不远,住着唐桂梁先生,是唐才常的儿子。这些人都是留学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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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,因为清朝末年的义举接连失败,“这些人都很不高兴,都很牢骚。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,我不久也学会了”。胡适及这班朋友,这一时期沉醉于麻将,在当时的士子中较为普遍。文人赌博,又有自己的特点。由于读书太多,不谙世事,更不熟悉赌博中的骗局,所以输者常有而赢者并不多,这是士子之通病。但是除了少数的文化贵族以外,文人士子之财力所得有限,显得寒酸,赌注一般不会下得太大,所以赌博更像是抒心中块垒的一种穷消遣。

  参考资料:《菜根谭》、《民国时期赌徒群体透视》、《北洋军阀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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